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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夏冰冰在上海

10年前告别了国家工商联高管“铁饭碗”,杨英杰筹集了5000万元资金,进军当时被称为热点的通信业。 但是,近十年过去了,对至今仍游离在电信领域边缘的杨英杰来说,藏在心里的感受恰恰与那句歌词的“热情已经被你耗尽”相对应。

接到《每日经济信息》记者的电话时,杨英杰正在远离北京千里的四川绵阳,准备驱车前往汶川地震灾区寻找商机。 对比记者提出的有关新36条的问题,杨英杰形象地比喻说,要进入垄断领域的民营公司犹如草中虫,在冬眠中等等待着惊蛰的日子,但5月13日新36条上市却正好好于民营企业期望的惊蛰。 但是,我们希望政策不断关心民营公司和民营资本。 就像惊蛰之后,有谷雨、立夏、小满等节气守护万物生长一样,后续措施和细则会给“秋后”带来真正的收获。

“创业10年 民资电信仍游走领域边缘”

通过杨英杰2000年注册成立的民盈电信有限企业(以下简称民盈电信) ) 10年的历史,也许可以看到新老36条背后民资快速发展的缩影。

折翅难圆资源收购之梦

10年前,32岁的杨英杰辞职下海创办民盈电信时,这家非国有电信运营公司承载着他所有的创业热情和事业理想。

从进入电信领域开始,杨英杰就确立了成为第一家参与基础电信业务的民营公司的目标。 有趣的是,这个目标在很多方面与目前的新36条中的第9条一致。 不同的是,新政中具体提到民营企业以“参股”的方式参与,但杨英杰当时并未明确他参与基础电信业务的方式。

很遗憾,民盈电信没能成为第一家参加基础电信业务的民营公司,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成为现实。

2002年4月,名不见经传的民盈电信因参与收购亚洲环球电讯( agc )企业而暂时受到世人瞩目。 亚洲电讯以环太平洋海底光缆“海索”为主力业务。 民盈电通信之所以参与亚洲全球电信收购,实际并购的意义不在于其企业,而在于电缆才是真实的目标,民盈电通信的初衷在于对此次并购拥有基础的电信运营资源。

但是,在最后的竞争中,网通留在舞台上,民盈电信选择了退出。

杨英杰想起记者及其经历时,还是对竞争失败深表遗憾。 “网通无论当时规模多么小,它始终比我们的企业大,而且它是国有公司。 无论从哪个立场来说,我们都无法竞争。 我们在向基础通信运营商前进的道路上没能达到第一步,实现其他目标容易吗? ”在他看来,实力的不同等导致了竞争的失败。

回顾年前的挫折,杨英杰意识到了当时自己的构想是甜蜜的。 “我收购电缆并不容易将其作为基础电信业务的基础,还是要遵循法律要求和政策规定。 现在回头看,那只是当初我们美好的想法,但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实现。 时代不能跳跃,也不能超越”

正因为如此,在等待多年之后,民盈电信未能进入基础电信运营业务。 由此可见,企业要想快速发展,只能迅速发展增值业务,取得越来越多的增值业务许可证,即isp许可证。 受这种想法的启发,杨英杰决定进行股权改革。 根据现行电信法的规定,外商不得超过增值电信企业的50%。 2009年,报纸得到工业和新闻化部、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批准,民盈电信有限企业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合资企业,其中杨英杰控股企业占51%,来自香港特区的中港国际电信企业占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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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切断高额融资渠道

2002年以后,民盈电信将拥有全国范围内isp电信增值业务的全国运营牌照,未来8年,企业经营将以isp业务为中心。

“通信业务无论是附加值还是基础,都由牌照明确,如果给你什么牌照,你会经营什么业务? 目前,我们正在北京、广东等地区踏实做isp业务。 ”由于民盈电信得不到政策开放的支持,根据电信条例法规的框架副本,只能在增值电信业务中寻找自己的天空。

2002年初,民盈电信企业在香港特区成立了具备融资功能的窗口企业——民盈电信(香港)有限企业,开展了包括数据中心和跨境光纤连接设施在内的网络和数据传输服务。 为此,企业在香港沙田设立了电信级传输室,根据特区相关管制要求,申请了电信业务牌照。

杨英杰在香港布局的初衷,是想让香港企业成为民盈电信融资的平台。 基础电信业务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周期长,因此该国为民营企业进入该行业提出了20亿元的门槛要求。 “国内三大垄断通信公司无一例外都使用红色采购模式在香港设立上市企业,目的也是为了融资。 ”

杨英杰表示,当时设立香港分公司也是借鉴了红色采购模式,打算设立家具有融资功能的所谓窗口企业。 但是,在实际运营中,一家企业的资本参与和投资以注册资金为根本目标,因此,对于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元的民盈电信来说,几乎不可能获得巨额融资。 “如果我需要20亿资金,就算有人投资,与其出这么多钱,还不如直接收买我。 我们的规定需要实际投入资金,而且必须走验资流程,因此难以向注册资本只有5000万元的民盈电信融资。 ’到今天为止,八年的时间过去了,杨英杰在港口设立的这家企业没有发挥他想象中的融资作用。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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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比政策出台更有意义

新36条出台后,杨英杰也和朋友们奔走呼吁。 “看,又出现了新的政治。 我们可能还有点希望。 ”但他仍在担心,害怕新政会因为措施不够细化、可操作性不强而被束之高阁。

在基础电信业务设置的两大门槛中,经营者除注册资金必须达到20亿元外,还规定国有股不得低于51%。 根据杨英杰的理解,这里面包包含几个意思。 第一,民间资本不能独立成立基础电信运营公司。 因为这只能以参加模式进入。 第二,民间资本参与的电信公司肯定是现有的老基础电信运营公司,实际上是参与的现在的电信巨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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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想法,杨英杰再次拆解了新36条政策中第9条的可操作性。 “也许正是确定了第9条‘资本参加后共同经营基础业务’,才是制定政策的立足点。 但是,请想想,如果一家民营企业想加入中国电信,与中国电信进行交谈,成为中国电信1%股权的股东需要多少资金。 如果将这笔参赛资金与《电信管理条例》的20亿元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笔参赛资金远远超过20亿元。 其次,你参加运营的时候,企业里说话算数的还是股票。 如果参与的基础运营商无法获得足以让民营公司参与运营的股权和权力,那么意味着参与还是无法真正打破垄断格局。 这是因为,一家民营公司想要进入基础电信运营这个行业,光靠准入这一途径进入是没有真正的可操作性的,其最终结果与提出政策的目的相悖,因此该第9条本质上等于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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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英杰等从事该电信领域多年的人看来,如何执行第9条等政策,远比政策出台实际得多。 “从执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十年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可以帮助和指导我们这样的民营公司顺利进入垄断领域的行业。 我们所有的相关公司都关注一个问题。 谁引诱我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往下走。 ”

“如果有两个强大的巨头能够带动像我们这样稚嫩的民营公司前进,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运; 现在也放手的话,民营公司必然会陷入一部分温商投资失败一样的困境和困境。 ”杨英杰说:“如果政策的手能拉着我们走,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会前进,有人会自己放弃,有人会被淘汰,最后一个领域的优秀者自然也会出来,政府要帮助哪个领域的优秀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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